饭盒年代
那时我们每年都学方方正正的政治课，每周都有方方正正的班会课，我们会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背诵方方正正的思想品德内容。走进学校，无意中看到教学楼前长方形的大屏幕上正投映一段话：写方方正正的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
思绪陡然拐进了方方正正的八十年代，那时教室是长方形的，黑板也是，教我们的老师脸是国字型的。我们坐在方形的凳子上，挺直胸膛，收紧因饥饿而干瘪的肚子，很努力地把自己坐成直角的形状。老师用平板的语调告诉我们，字迹潦草，做人就不会端正。于是我们端端正正地坐着，写方方正正的中国字。
那时吹进教室的风也是直的，雨似乎也是直的，国字型脸的老师是不会给我们情面的，写作文时，我们的字写得歪斜些、潦草些，老师就在我们的作文簿上画一个大大的“×”，我们不用量，也知道那两条直线构成的是直角。有时，穿方正中山装的老师会勃然大怒，一把将作文纸撕下，也不管是否会撕碎我们的自尊心。
讲评作文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会砰砰地敲打着长方形的讲台桌子，瞪圆眼睛，怒斥我们：“字都写不端正，我不允许这样的歪风邪气存在的！”顺便说一句，在八十年代，“歪风邪气”这个词似乎跟那时的喇叭裤一样，流行了一段时间。端正的讲桌在老师敲击下有些歪斜了，不是老师用力太重，而是它太老，超龄服役，桌面斑驳，木钉榫枘松散，不堪重负。无辜的桌子像多年以后的我们，轻微地叹息一声，歪斜一下后又努力地挺直身子。
端端正正地坐了一个早上，我们扑棱着翅膀，来到同样方正的食堂。蒸饭用的屉子，用砖头砌成，是方正的；我们的饭盒是铝制的，长方形的，似砖头。同样方正的蒸饭房挤满了人，不是我们饿，也不是我们为学习争分夺秒，如果我们晚到一点，我们挨挨挤挤的饭盒可能受不了别的饭盒的挤压和撞击，歪倒在肮脏的台子上，饭盒会被挤出装它的塑料丝袋，有时盒盖会被挤开了，饭团饭粒掉出来，有些饭盒会掉落地面。食堂蒸饭烧煤，黑黑的煤灰落满地，被蒸饭前手上提的饭盒里溢出的水一搅和，黑不溜秋的，一盒饭就报废了。你抗议也没用，找不到对象，只能让怒气和着嘴边的口水咽下去，留给辘辘饥肠去抗议一个下午了。
八十年代的中国还很穷，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更穷，读得起书，吃得饱饭，就很满足了。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那时的贫穷状况，家里一天三顿都是稀粥，捞点稠的留给干重活的父亲，剩下的粥真的照得见人影。我们上中学，能吃到干饭，成了很多孩子羡慕的对象。带的最多的菜是咸菜，农村里多栽种芥菜，产量高，可充饥，还可撒些盐巴腌起来，长年累月的吃。炒咸菜的时候放的油很少，多搁盐，储藏时间长些。咸菜耐吃，其实也是少吃点，贫困的饭盒年代，即使是最低贱的咸菜，我们也不能可劲儿地吃。高档一点的，就是豆渣丸。逢年过节时，家里做豆腐，猪都没口福吃的豆腐渣，加点地瓜粉，搓成丸，拿到油里炸一下，如果丸里再加点炒熟的花生碎末，就是我们难得的美味佳肴了。一盒干饭就一小块油炸豆腐，就是饭盒年代的高档消费了。
那时穷，我们没有余钱上饭馆，能折磨的只有自己的胃了。从饭盒年代走过来的人，胃一般都不好。用饭盒蒸出的饭硬，大米养人也磨胃。饭盒里的水不能洒，水少了，饭硬得像土块，难以下咽。我们提着饭盒，小心翼翼地走向食堂，再小心翼翼地放进蒸屉。饭盒放下，但我们悬着的心并没有落下。蒸屉下放一口大锅，里面的水不知多少天才换一次，浑浊如泥水，一沸腾，经常冲击着放在底层的饭盒，白米饭就变成黄米饭，散发一种难闻的气味。我们最怕自己的饭盒垫底。于是就有人偷觑机会，把别人的饭盒放在底下，将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这样的事儿，我们都干过。自己原先摞得整齐的饭盒经常被别人的饭盒踩在脚下，我们也让自己的饭盒扬眉吐气几回。食堂师傅在的时候会监督我们按次序摞好，他不能时时都坚守灶边，于是权威和规则被打破了，你拿我垫底，我把你踩在脚下。这样提来提去的后果，就是饭盒的水洒了，饭和心都变硬了。建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快乐，很快就演变成自己的痛苦，别人的快乐。这样循环往复，叠床架屋，怨气和戾气就堆积下来，尽管是在无意之中。很多习惯就在这无意中养成了，比如我们脱掉草鞋，念大学工作穿上皮鞋，自然而然就欺凌那些别的草鞋，又被更锃亮的皮鞋欺凌。我们忘了自己草鞋的出身。
于是就有人吃不上饭了，忍一两次饥饿，自认倒霉。到第三次时，就有人忍不住了，开始偷别人的饭盒。起初还好，一些丢了饭盒的人还能够在食堂的旮旯找回饭盒，这是不幸中的幸。后来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。每年开学初，学校都会安排老师给我们的饭盒编号，并在饭盒侧面用红漆涂写。丢了饭盒的人，有时会在食堂邂逅那个似曾相识的饭盒，但盒上的红漆字被小刀刮掉了。
从饭盒年代走过来的人，有谁没有丢过饭盒，挨过饿？读高中时，我就丢过三个饭盒。那时学费才几块钱，一个饭盒要一块两毛五。每次我从母亲的数落声中接过买饭盒的钱，心里更多的是羞愧。第三次的时候，母亲的数落升级为怒斥了。我不怪母亲，一块两毛五，拮据的家庭要节省多少天呢。我们都是纯朴的农家孩子，能忍的都忍了，第三只饭盒丢了之后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凭什么每回都要我吃哑巴亏，然后回家面对母亲忧愁的表情，再低声下气地接过钱？
在操场上徘徊三次，又出入食堂两回，我激烈的心跳才有点平稳下来。饥饿和怒气给了我最大的勇气，我第三次踅进食堂，偷觑没人注意我，就拿了一个饭盒，然后低头走出。从食堂到宿舍，有一段距离，我勉强抬头看前方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我的身后似乎落满别人鄙夷的目光，冷汗涔涔地从背上冒出。直到我回到方方正正的宿舍，坐在如饭盒的床上很久，冷汗还在汩汩地冒出。我劝慰自己：别人拿走我三个饭盒，我只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一个拿回。
多年以后，与中学同学聚会，无意中说起饭盒年代，寄宿过的同学都坦然说自己曾“偷过”饭盒。饭盒年代，能够独善其身的人很少。一种在暗中涌流的集体无意识，比偷窃的后果更为严重。我们当中的很多人，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是什么把我们人性中的恶逼出了呢？或者，恶本来就囚禁在我们心底，我们只是不经意将它放出笼子而已？
我们相互打趣，这个说：你小子，说不定你偷的是我的饭盒。那个说，我还怀疑你偷走我的呢。我们都哈哈大笑，没有人在意这中学生活的小插曲，更没有羞愧、激愤和丝毫的痛心疾首。我却陷入沉思：或许我们只偷过这么一回，但人性中的恶，何止是释放这一次啊。我很纳闷，为什么方方正正的校园里，暗地里却有老师所说的歪风邪气在运行呢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风气一直吹刮到我们工作多年以后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只是名称变了，不叫偷。
那时我们每年都学方方正正的政治课，每周都有方方正正的班会课，我们会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背诵方方正正的思想品德内容。但没有一节的德育课谈到跟我们切身事儿有关的问题，比如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安置好一个普通的饭盒。方方正正，但不落到实处，就容易大而无当，如那水洒出很多后蒸出的饭又干又硬的饭盒，吃下去，难免会消化不良的。
刚读到北大教授张维迎的一句话：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，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，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。我就想，观点有些偏激的张教授一定也经过饭盒年代，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。
知识越多，道德水准越低，这是什么悖论呢？饭盒年代，或者叫它“饭盒时代”更准确些吧。
（摘自《读者》杂志） 曾经我也有一个,现在找不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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